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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功德林改造。青年王鲁云的北京之行，与父亲的一次短暂相聚。

    济南战役之后，一直到1968年病逝，王耀武在国共党史整理、两岸和平、一生总结方面做了大量有益于世的工作。

    在功德林改造开始时，他的思想还有顾虑，毛泽东叫罗瑞卿转告他说：“你功是功，过是过。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，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。”王听后十分感动，此后他是管理所中改造最积极的人之一。1959年2月，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。后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，月薪150元。1963至1964年间，他多次参与国庆等重大活动，在中南海和颐和园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情接待。闲暇之余，参观东北、西北、华东、华中各地工业建设，巡礼各省建设状况。1964年冬，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
    “1948年之后就一直没有父亲的消息，直到1959年。从那时开始，才可以写信给父亲。”王鲁云说。

    尤其难忘的是，王鲁云与父亲曾有过一次短暂的相聚。

    “记得1965年的一天，家里电话响了。是《大公报》社长费彝民的电话。那时候我们很低调的，很少有人知道我们是王耀武的后人，但费彝民是何等人啊，他最有办法的。他轻易就找到了我——— 在此后的岁月里，他一直对我们很好。在《大公报》，费彝民告诉我，是周总理问我父亲家人在哪里啊，父亲就说在香港。总理就指示费彝民寻找我们，并邀请我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。费彝民问我，‘你们夫妻俩去北京怎样？’我先生有工作离不开，于是我就带着惠珍去了北京。”

     惠珍即黄惠珍，王鲁云的大女儿，当时只有7岁。

    “我们坐火车去了广州，又坐飞机去了北京。在通关的时候，检查人员要打开我们的箱包，费彝民，也许是他手下，以手轻轻按住我们的箱包，对检查人员说：‘不要开。’于是我们一路很顺利。”

    “当时北京之行的心情其实是很害怕的。”老人真切地回忆道，“北京街灯很暗。是一个大冷的天。人们都穿着很朴素的棉袄。”

    到了宾馆，王鲁云的心情依然很紧张。她见到了杜聿明、郑洞国、宋希濂、廖耀湘等五六个旧时的伯伯，“我请他们吃饭，从友谊商店买了烟、肥皂、牙膏、牙刷、花生米、糖果……那时在北京，这些东西还是很稀罕的。每个人送一兜。他们以前可都是将军、司令、大指挥官啊！现在他们统一穿着人民装，拿着我送的礼物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我心里很是感慨。”

    王鲁云当时心疼难过，但又不想让父亲知道，就努力忍着，“爹爹……”，她叫了出来，王耀武应声还是一口的山东泰安口音。“我淌眼泪了。父亲问哥哥好吗、妈妈好吗？我当然说好了。当时我已生下三个女孩子，没有男孩子，父亲就问没有男孩子，公公婆婆没把我怎样吧？问小女儿好吗，我当然都说好。”

    王耀武精神状态还好，他那时得了帕金森病，医生让王鲁云从香港买一些药来。

    这次见面只有一周时间。在黄惠珍的记忆中，那次“讲话都是悄悄地，室内光线也不足够，人们穿着的衣服颜色也暗，脸色也是暗的，声音低沉。”

    但毕竟见到了自己的父亲，王鲁云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。

    有必要提一下郑宜兰，也即王耀武的妻子、王鲁云的母亲。郑宜兰后来与王耀武离了婚，“离婚是母亲提出的，是为了让父亲能够在北京找一个人来侍候他。她心里最疼的还是她的孩子。离婚之后她就到了中美洲和她的儿子们在一起终生未嫁。1981年1月11日因胃溃疡及胃出血去世，终年73岁。”

    1966年冬，在周恩来关心下，王耀武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婚。1968年，王耀武因病逝世于北京人民医院高干病房，享年64岁。1980年7月29日，中共中央统战部、全国政协为他与溥仪、廖耀湘等三人补开了追悼会，置骨灰于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。王鲁云对我们表示，她准备将来在八宝山申请一个单独的墓地，安放父亲的英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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